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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挑战，基于抗击疫情、共克时艰而不断涌现的数字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新模式，也为跨文化传播研究带来了全新的知识挑战和理论创新契机。在此背景下，能否超越已有的西方现代性想象，重新定义文化传播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路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激发跨文化传播新的政治动能和理论潜力，成为当代媒介传播研究的重要命题。8月14日，第七届中国跨文化传播论坛在线上举行，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高校的300余位专家和青年学者相聚云端，共议后疫情时代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实践创新与理论可能。
提高文化传播能力，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自信的充分彰显。内蒙古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阿拉坦仓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传播工作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开展跨文化传播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此次论坛站位高远、靶向精准，议题丰富、恰逢其时，彰显与会专家学者一如既往的时代意识和政治担当。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副书记苏大鹏强调，超越已有的跨文化传播理论边界，建构新时代跨文化传播和国际传播理论创新，是当代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信息传播技术不断重构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和各民族之间是如何展开丰富多彩又富有创意的跨文化传播实践，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发展，不仅是新时代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最重要的现实命题，也是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和共同进步重要的理论契机。
新形势下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根本遵循
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为做好新形势下我国国际传播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胡正荣发言主题为《以文化人：国际传播的有效性与持久性》，从学理层面、实践层面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进行阐释。他表示，“文”是国际传播有效性和持久性的来源，“化”是让国际传播有效性和持久性的保障。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强月新从“时代背景”“主要内容”“指导意义”三个层面出发，分享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重要论述的体会。他从功能观、体系观、规律观三个方面概括了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主要内容，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实践发展。”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张昆在发言中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思考新闻宣传工作，提出的新时代国际传播工作的目标使命、指导原则、策略艺术和行动路径，为当下推动我国国际传播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
推动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与话语创新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执行院长、教授张涛甫的发言题目是《文化认同视域下的民族认同》。他从“认知、理解社会”“社会认同”“民族认同”三个角度入手，将传播活动的视角引入到文化认同的建构，探讨了认知心理学视角下文化认同的过程。在理论的概括分析基础上，可以通过消除偏见、增进理解、凝聚认同，来实现文化交往基础上的文化认同。
如果说跨文化交往包括同化、单向适应和双向适应三种范式，减少文化冲突、实现跨文化对话、达成跨文化理解的双向适应，才是跨文化传播的使命与核心内涵。在四川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教授严功军看来，跨文化传播是理想化的国际传播，其最高层次是交往伦理的形成与文化相通。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具有中国话语特色的新理念，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和智慧。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苏宏元认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寻求文化的交流和沟通，这意味着不仅要认识到差异的存在，更要寻求共同点或者相似性。同时，这也是跨文化传播研究可供参考的角度和路径。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探寻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英美话语场以外的中间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与认知，对未来中国海外的国家形象和中国国家话语建构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教授杨琳以《电讯报》为例，分享了新冠肺炎疫情时期荷兰本土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研究，对如何寻求共同诉求点，强化合作框架，正视国际话语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应对不同地区的海外需求以及发布相关信息等内容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东京奥运会赛场上，全红婵夺冠引发了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陈昌凤从这一国际传播的案例出发，对“LATIAO”为何成了国际热词展开论述。她表示，我们要重视信息判断的落点，跨文化传播的核心意义在于人类的传播，在理性规范上，我们追求真实性，在价值观层面，要以真诚和人性化的方式去表述。
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讲好中国故事
“当前，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有一系列的国际跨文化传播交流实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于运全在介绍“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时表示，青年代表着未来的希望，青年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主体，希望国际青年能为推动跨文化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他们的青春力量和智慧。
围绕传播基础设施这一议题，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教授段鹏以发展传播学视野下的“三农”类短视频为切入点，探讨了传播基础设施作为“新农具”的一种可能。他认为，在发展传播学的视角下，农民群体通过拍摄短视频，参与到网络传播实践，开启了一种以自我为主体的乡村叙事。“三农”类短视频成为了“新农具”，不仅对农民的生活生产方式产生了影响，还给农民带来了更高的经济收益。在国际传播中，这类短视频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国际传播，应采取怎样的途径？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辜晓进提出，我们应当在创新的前提下，做出守正的表率。所谓守正，就是将一切新闻传播活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要求的真实性原则的基础之上，以此为出发点，实现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国际传播。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苏俊斌在题为《“故事”的故事——跨文化传播视域下故事的真实性与真实感》的发言中表示，故事在跨文化传播时如果存在讲述和被理解的困难，很可能是由于“真实感”的意外缺席。“真实性”的到位并不意味着跨文化受众“真实感”的萌生，我们在进行传播的时候更要注重“真实感”的搭建。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教授韦路梳理了中国品牌国际传播的现状、困境与对策，从树立品牌价值、强化品牌要素、优化叙事策略、挖掘文化基因、深耕本土社区、彰显社会责任六个方面提出了相应对策。他表示，未来中国品牌应进一步恪守商业伦理，特别是要服务好本地社区，甚至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增进人类福祉，相信中国品牌就一定能够在全球深入人心。
本次论坛为广大学界、业界同仁提供了新时代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交流平台，为中国跨文化传播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新观点和新方法，同时开启了关于国际传播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新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