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约｜延安像一支崇高名曲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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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百集大型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第二季在央视综合频道、纪录频道播出。该片以广阔的视角，生动的细节，真实的影像，描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英雄画卷，尤其是以大量篇幅集中讲述我们党在延安的激情岁月。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先试。

位于西北天空下的这片黄土高原，是中国人心中的圣地，更是一片精神高地。

黄河之滨，聚集了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这是诗人何其芳对延安的火热印象。刚到延安两个多月，何其芳就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写出了这篇令人为之一振的《我歌唱延安》。“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只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宏亮的动人的音调。”

这并不是何其芳一个人的感受，而是成千上万进步青年的共同认知。

延安有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1937年，丁玲在《七月的延安》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丁玲的这段话，回答了前面的问题。因为进步的青年在这里看到了光明，延安的一切让他们深刻认识到：延安才是中国的希望。

当时面对外敌肆虐、国土沦陷，每一位有良知的进步青年都怀着深深的国族痛楚想报效祖国，哪怕将这一腔热血浸染黄沙也在所不惜。很多人先是找到国民党，希望能为国家尽一份力，但是他们的抗战热情不仅没有被接纳，反而遭到了一盆盆冷水，在南京，接待他们的是腐朽入骨的官僚主义。有一位从菲律宾回国的青年白刃，想参加抗战，于是找到南京准备参加战地服务团，但报名处却冷冷清清，花名册上只有一个人名。他提出要报名，办事人员却让他们找富商做担保才肯收纳。愤慨之下，白刃调头奔赴延安。

对此，曾经有人回忆：“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就是这样走掉了。”不仅如此，“政治上，国民党压制民主，打击进步力量，强化新闻报刊审查制度；经济上，民族工业举步维艰；军事上，正面战场接连失败。”

这让许多进步人士，将目光转向了陕北的延安。

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同时，“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延安自由、平等、民主的宽松氛围，与国民党形成鲜明对比，让他们真正找到了前进的目标。

以致当时有人大吃一惊：“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官兵平等、军民平等，所以就一心想到延安去，并且辞掉了在上海一家银行的工作，经香港、广州、重庆和西安，辗转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最终到达延安。”

正如成仿吾所说，“因为边区有着共产党的存在，有一个号召，党员首先便作起来，便没有问题了。”为了印证成仿吾的话，何其芳专门记下了一则真事：当年秋天，天气已冷起来了，正在修筑着的汽车路要通过一条小河流，“工人们站在河边，望着澄静的寒冷的水，有点儿迟疑，政治委员首先赤脚跳下去，大步走着，说不冷。于是大家都跳下去。于是大家在淹没脚胫的水中工作，直到起来时有些人的脚上的皮肤裂开了，出着血。”

于是，在炮火连天中，出现了延安这块人类精神的高地、进步青年的绿洲。穿过八百里秦川，闯过国民党封锁，“四方八面来了学生几千，活泼、聪明，全是黄帝的优秀子孙”。

“1938年至1939年，这股潮流进入高峰，成为当时政治格局下的一大景观。据统计，当时来到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大约有６万人，延安一时间真可谓天下英雄豪杰云集。”

“灯笼报”——一种就地取材的“新型”报纸

到了延安，总要学习，于是抗大应运而生。抗大，虽然叫大学，却没有一间像样的教室，学员住在自己挖的窑洞里，一个班的人挤在15平方米的一孔窑洞里。后来新学员不断增加，地方越来越挤。党中央决定：抗大学员自己动手打窑洞。

毛泽东告诉罗瑞卿：“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打窑洞。延安有个好条件，用镢头挖个窟窿，就能住人，冬暖夏凉。”于是，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1937年10月22日早晨，抗大千余师生拿起镢头、铁铲，浩浩荡荡来到凤凰山麓，甩开膀子，自己动手挖窑洞、建校舍。“虽然他们中间有的过去是小姐、少爷，从未握过镐把，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但他们有自我改造的决心，有劳动锻炼的毅力。”

学员中有不少是长征到达延安的红军，年龄虽然不大，平均二十几岁，但都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还有不少是军、师以上干部，大部分同志都负过伤，他们“把挖窑洞当作上战场，个个冲锋在前，抢到了镢头就不松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红军干部带头苦干，使广大知识青年深受感动。起初，有些红军不相信知识青年能干粗活，后来看到他们不仅能打窑洞，还学会了垒火炕、打烟囱、粉刷墙壁等，真切感到这些进步青年的革命热情。

当时许多人散布在偏僻的山沟里，获取不到外面的信息。好多人反映，“要经常有张报纸看看就好了”。虽然每个队订了一份报纸，可报纸订了却送不到，而且100多人一个队，一张报纸根本不解渴。为此，曾有人编了个顺口溜：“南泥湾，真荒凉，只见长虫和恶狼；劳动一天三不知，心里憋得直发慌。”

扛枪扛炮的英雄们，却为一张报纸犯了难——想办小报，没有油印机和纸张，而且不可能分发到每个班排里去；想办黑板报，既无黑板，也不可能抬着黑板满山跑；想办墙报更不行，白天没空看，晚上看不到。

于是，一种“新型”的报纸出现了——“灯笼报”。

有两名同志领受了“办报”任务。两人左思右想、正当绞尽脑汁时，忽然想起家乡逢年过节猜灯谜。

何不就地取材用灯笼的形式来办报！

他们从山上砍来4根木棍做成框，把党中央的最新号令、延安新闻、各队的生产进度、劳动经验、开荒能手、好人好事，都抄写在边区自造的黄表纸上，然后糊在四方架上，每方糊一张，共4张。灯笼里用从山上采回来的松油做成松香照明，天黑后，纸上的字就清楚显示出来了。再把灯笼挂在大树上，刚开始，大家以为是照明用的，仔细一看上面还有字，不由得细细品读起来。

“夜幕降临，在教导营驻地，一个个火苗跳动的灯笼下，挤满了一边吃饭，一边小声聊天的战士，此起彼伏的说笑声、辩论声、朗诵声缓解了劳作一天的疲惫。”同志们不仅喜欢看它，还踊跃投稿。

“灯笼报”，就这样叫开了，成为夜幕下的一道风景线，照亮在陕北的原野中。

“以通俗的语言，讲亲切的经验”——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

刚刚结束了两万五千里的长跑，在黄土高坡低矮的窑洞里，红军又开始了思想的长征——在陕北学哲学。

1937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抗大当起了教员，他教的课目叫“新哲学”。

毛泽东说，他讲的“新哲学”，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实际上，毛泽东的思考和讲授，已经大大突破了当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毛泽东为此撰写了长达数万字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他每星期二、星期四上午授课，每次讲4小时，下午还参加学员讨论，前后一共授课110多小时，三个多月从未间断。毛泽东一生最喜欢的职业是教员，而这三个多月以来，他终于如愿以偿。

毛泽东的课上人潮涌动，欢声笑语不断，而他的听众，则是连纸和笔都没有的红军指战员。听毛泽东讲课是一种精神享受，“工人、农民、兵士、老太婆们听了他的讲话不以为深；大学教授，文人，学士听了不以为浅”。

红军将领郭化若从甘肃回延安，遗憾地对毛泽东说：“可惜我不在延安，没听上您的课啊。”

毛泽东闻言却连连叹息：“你哪里知道，我折本啦，折了大本哩！”

见郭化若诧异，毛泽东便解释说：“我准备了一宿的讲稿，结果上去半个钟头就讲没了。讲矛盾统一法则，我花了四天三夜，才准备好了讲课提纲，哪知半天都讲完了。岂不折本了吗？”

因为听众踊跃，课程安排又太紧，所以毛泽东的备课任务非常繁重，经常通宵达旦。看到毛泽东备课辛苦，警卫员贺清华跑了60里山路，买了一只鸡和毛泽东爱吃的辣椒。毛泽东问是哪里来的，贺清华如实回答。

毛泽东道：“讲课、写文章是十分高兴的事，我并不觉得苦，再说现在大家都很苦嘛，以后不许这样搞了。”

毛泽东三个多月的授课成果，凝聚为划时代的著作“两论”——《实践论》与《矛盾论》，这两篇著作，标志着毛泽东以伟大思想家的形象，屹立于世界舞台。那一年，毛泽东44岁。“而人们并不知道，这两篇改变了人类思想史的巨著，是毛泽东吃着野菜写成的。”

从此，在延安，学哲学、用哲学蔚然成风。

“两论”在国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实践论》于1950年12月首先刊登在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上，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对其做了高度评价。1952年，在日本“两论”单行本印数达30万册，有16个版本。亚非拉有些国家的学校将“两论”作为中学生阅读辅助教材。

“两论”的经历证明，哲学不是书架上的陈设，而是指导实践的思想武器。

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