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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约|延安像一支崇高名曲的开端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作者:研究会    浏览:175次

8月15日,百集大型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第二季在央视综合频道、纪录频道播出。该片以广阔的视角,生动的细节,真实的影像,描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英雄画卷,尤其是以大量篇幅集中讲述我们党在延安的激情岁月。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先试。

位于西北天空下的这片黄土高原,是中国人心中的圣地,更是一片精神高地。

黄河之滨,聚集了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这是诗人何其芳对延安的火热印象。刚到延安两个多月,何其芳就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写出了这篇令人为之一振的《我歌唱延安》。“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只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宏亮的动人的音调。”

这并不是何其芳一个人的感受,而是成千上万进步青年的共同认知。

延安有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1937年,丁玲在《七月的延安》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丁玲的这段话,回答了前面的问题。因为进步的青年在这里看到了光明,延安的一切让他们深刻认识到:延安才是中国的希望。

当时面对外敌肆虐、国土沦陷,每一位有良知的进步青年都怀着深深的国族痛楚想报效祖国,哪怕将这一腔热血浸染黄沙也在所不惜。很多人先是找到国民党,希望能为国家尽一份力,但是他们的抗战热情不仅没有被接纳,反而遭到了一盆盆冷水,在南京,接待他们的是腐朽入骨的官僚主义。有一位从菲律宾回国的青年白刃,想参加抗战,于是找到南京准备参加战地服务团,但报名处却冷冷清清,花名册上只有一个人名。他提出要报名,办事人员却让他们找富商做担保才肯收纳。愤慨之下,白刃调头奔赴延安。

对此,曾经有人回忆:“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就是这样走掉了。”不仅如此,“政治上,国民党压制民主,打击进步力量,强化新闻报刊审查制度;经济上,民族工业举步维艰;军事上,正面战场接连失败。”

这让许多进步人士,将目光转向了陕北的延安。

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同时,“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延安自由、平等、民主的宽松氛围,与国民党形成鲜明对比,让他们真正找到了前进的目标。

以致当时有人大吃一惊:“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官兵平等、军民平等,所以就一心想到延安去,并且辞掉了在上海一家银行的工作,经香港、广州、重庆和西安,辗转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最终到达延安。”

正如成仿吾所说,“因为边区有着共产党的存在,有一个号召,党员首先便作起来,便没有问题了。”为了印证成仿吾的话,何其芳专门记下了一则真事:当年秋天,天气已冷起来了,正在修筑着的汽车路要通过一条小河流,“工人们站在河边,望着澄静的寒冷的水,有点儿迟疑,政治委员首先赤脚跳下去,大步走着,说不冷。于是大家都跳下去。于是大家在淹没脚胫的水中工作,直到起来时有些人的脚上的皮肤裂开了,出着血。”

于是,在炮火连天中,出现了延安这块人类精神的高地、进步青年的绿洲。穿过八百里秦川,闯过国民党封锁,“四方八面来了学生几千,活泼、聪明,全是黄帝的优秀子孙”。

“1938年至1939年,这股潮流进入高峰,成为当时政治格局下的一大景观。据统计,当时来到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大约有6万人,延安一时间真可谓天下英雄豪杰云集。”

“灯笼报”——一种就地取材的“新型”报纸

到了延安,总要学习,于是抗大应运而生。抗大,虽然叫大学,却没有一间像样的教室,学员住在自己挖的窑洞里,一个班的人挤在15平方米的一孔窑洞里。后来新学员不断增加,地方越来越挤。党中央决定:抗大学员自己动手打窑洞。

毛泽东告诉罗瑞卿:“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打窑洞。延安有个好条件,用镢头挖个窟窿,就能住人,冬暖夏凉。”于是,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1937年10月22日早晨,抗大千余师生拿起镢头、铁铲,浩浩荡荡来到凤凰山麓,甩开膀子,自己动手挖窑洞、建校舍。“虽然他们中间有的过去是小姐、少爷,从未握过镐把,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但他们有自我改造的决心,有劳动锻炼的毅力。”

学员中有不少是长征到达延安的红军,年龄虽然不大,平均二十几岁,但都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还有不少是军、师以上干部,大部分同志都负过伤,他们“把挖窑洞当作上战场,个个冲锋在前,抢到了镢头就不松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红军干部带头苦干,使广大知识青年深受感动。起初,有些红军不相信知识青年能干粗活,后来看到他们不仅能打窑洞,还学会了垒火炕、打烟囱、粉刷墙壁等,真切感到这些进步青年的革命热情。

当时许多人散布在偏僻的山沟里,获取不到外面的信息。好多人反映,“要经常有张报纸看看就好了”。虽然每个队订了一份报纸,可报纸订了却送不到,而且100多人一个队,一张报纸根本不解渴。为此,曾有人编了个顺口溜:“南泥湾,真荒凉,只见长虫和恶狼;劳动一天三不知,心里憋得直发慌。”

扛枪扛炮的英雄们,却为一张报纸犯了难——想办小报,没有油印机和纸张,而且不可能分发到每个班排里去;想办黑板报,既无黑板,也不可能抬着黑板满山跑;想办墙报更不行,白天没空看,晚上看不到。

于是,一种“新型”的报纸出现了——“灯笼报”。

有两名同志领受了“办报”任务。两人左思右想、正当绞尽脑汁时,忽然想起家乡逢年过节猜灯谜。

何不就地取材用灯笼的形式来办报!

他们从山上砍来4根木棍做成框,把党中央的最新号令、延安新闻、各队的生产进度、劳动经验、开荒能手、好人好事,都抄写在边区自造的黄表纸上,然后糊在四方架上,每方糊一张,共4张。灯笼里用从山上采回来的松油做成松香照明,天黑后,纸上的字就清楚显示出来了。再把灯笼挂在大树上,刚开始,大家以为是照明用的,仔细一看上面还有字,不由得细细品读起来。

“夜幕降临,在教导营驻地,一个个火苗跳动的灯笼下,挤满了一边吃饭,一边小声聊天的战士,此起彼伏的说笑声、辩论声、朗诵声缓解了劳作一天的疲惫。”同志们不仅喜欢看它,还踊跃投稿。

“灯笼报”,就这样叫开了,成为夜幕下的一道风景线,照亮在陕北的原野中。

“以通俗的语言,讲亲切的经验”——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

刚刚结束了两万五千里的长跑,在黄土高坡低矮的窑洞里,红军又开始了思想的长征——在陕北学哲学。

1937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抗大当起了教员,他教的课目叫“新哲学”。

毛泽东说,他讲的“新哲学”,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实际上,毛泽东的思考和讲授,已经大大突破了当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毛泽东为此撰写了长达数万字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他每星期二、星期四上午授课,每次讲4小时,下午还参加学员讨论,前后一共授课110多小时,三个多月从未间断。毛泽东一生最喜欢的职业是教员,而这三个多月以来,他终于如愿以偿。

毛泽东的课上人潮涌动,欢声笑语不断,而他的听众,则是连纸和笔都没有的红军指战员。听毛泽东讲课是一种精神享受,“工人、农民、兵士、老太婆们听了他的讲话不以为深;大学教授,文人,学士听了不以为浅”。

红军将领郭化若从甘肃回延安,遗憾地对毛泽东说:“可惜我不在延安,没听上您的课啊。”

毛泽东闻言却连连叹息:“你哪里知道,我折本啦,折了大本哩!”

见郭化若诧异,毛泽东便解释说:“我准备了一宿的讲稿,结果上去半个钟头就讲没了。讲矛盾统一法则,我花了四天三夜,才准备好了讲课提纲,哪知半天都讲完了。岂不折本了吗?”

因为听众踊跃,课程安排又太紧,所以毛泽东的备课任务非常繁重,经常通宵达旦。看到毛泽东备课辛苦,警卫员贺清华跑了60里山路,买了一只鸡和毛泽东爱吃的辣椒。毛泽东问是哪里来的,贺清华如实回答。

毛泽东道:“讲课、写文章是十分高兴的事,我并不觉得苦,再说现在大家都很苦嘛,以后不许这样搞了。”

毛泽东三个多月的授课成果,凝聚为划时代的著作“两论”——《实践论》与《矛盾论》,这两篇著作,标志着毛泽东以伟大思想家的形象,屹立于世界舞台。那一年,毛泽东44岁。“而人们并不知道,这两篇改变了人类思想史的巨著,是毛泽东吃着野菜写成的。”

从此,在延安,学哲学、用哲学蔚然成风。

“两论”在国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实践论》于1950年12月首先刊登在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上,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对其做了高度评价。1952年,在日本“两论”单行本印数达30万册,有16个版本。亚非拉有些国家的学校将“两论”作为中学生阅读辅助教材。

“两论”的经历证明,哲学不是书架上的陈设,而是指导实践的思想武器。

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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