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娃娃脸的肖叔叔 浏览:842次
儒家文化圈里,包括日本、韩国、越南等在内,都对汉字“又爱又恨”。尤其是韩国,一边废除汉字、一边觊觎汉字,甚至试图用发明历史的方法,把汉字据为己有。
韩国的小心思,不免惹人发笑:“我们怎么会把汉字拱手他国?”
但少有人知道,百余年,我们差点就把汉字拱手他国!但也恰恰因为这份险些失去,而赢得了民族的新生。
这样的说法不知你是否看到过?
这句话,一度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檄文,甚至连鲁迅先生都曾引用过。
但真实的历史情境,却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
从晚清到民初,汉字的改良方案,制定了不少,把汉字拉丁化的呼声,也此起彼伏。
进步人士所持的理由一目了然:
其一,汉字学习门槛高——汉字独立于语言之外,笔画繁难,就连一些饱学之士都曾发出“汉字至难”的感慨。
其二,汉字阻碍教育——西方拼音文字只要会说就会写,故国民识字率很高,中国则不然。
“科技的落后缘于教育的落后,教育落后盖因中国百姓学习汉字太难。”
但激进的进步人士仍觉得不够——他们不止于汉字拉丁化,还要,废除汉字!
这激进的论调,自然引起文化界的反弹。
国学大师章太炎倡导 “以国粹激励种性”,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就宣称:“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珍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
“文字亡则种性失”,成为章太炎一生秉持的观念。
但激进的文化言论仍是层出不穷——
1907年6月,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杂志《新世纪》在巴黎创刊,于1907、1908两年大肆宣扬废除汉文,推行“万国新语”。
这种论调被当时一位周姓进步青年驳斥。他在1908年作《破恶声论》,指摘流行的“恶声”。这恶声便是做世界人、弃绝本国文字,在他看来,弃文字是“弃祖国也,不足生存于二十世纪。”
这位周姓青年,便是我们所熟知的鲁迅先生——周树人。
不过,数十年后,鲁迅先生在接受《救亡情报》访员采访时,却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为何一个汉字捍卫者,会变成汉字反对者?
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和汉字改革运动同时进行,前者由胡适领衔,后者则由钱玄同鼓动。
钱玄同鼓噪的“汉字革命”更为激进,连罗马字拼音方案都不赞成,建议直接废止汉字,采用世界语。那句“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便是出自他口。
看起来,鲁迅的汉字观,正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改变的,甚至于也加入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队伍中。
在1930年代的大众语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他陆续发表《汉字与拉丁化》《门外文谈》《关于新文字》《中国语文的新生》《论新文字》等文阐释这观点。
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还是误解了鲁迅等新文化旗手的良苦用心。
其一,这言论发出的背景与今天不同。当时,中华民族面临深刻危机,是一种民族自救的决绝
其二,这种文化激进主张,也与改革策略相关。
他们并非真的反对汉字,而是反对文化的阶级性、反对教育对大众的难以普及。
之所以喊出废除汉字论,则是对国民性深刻的洞悉,而有意为之。
鲁迅在谈到五四白话文运动为何比预想要顺利时也说过: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在1927年,鲁迅在演讲《无声的中国》中说得更明白了——
白话文能顺利成功,是因为有了钱玄同的汉字革命这块“挡箭牌”。在更激进的文化改革下,折中的,反倒就水到渠成了。
恰恰是重新对文化的审视,才激发了文化新的生命力。正是这份自新的理想,才照亮了中华文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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