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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中国古籍自古代即已流播海外，对汉文化圈各国影响深远。虽然其体量巨大，但历经战乱，尤其是近代以来，大量中国古籍因各种原因散佚流失海外，其中不乏珍本、善本和孤本。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国家层面以及学术、出版、收藏界的日益重视，大量流播海外的中文古籍正以数字化、影印出版、购买等形式“回家”。
摸清底数，增进了解
尽管各国汉学家对收藏于世界各地图书馆、博物馆和个人藏家手中的中文古籍进行了一定整理研究，但保存在海外的中国古籍到底有多少？都在哪里？有哪些珍稀资料？至今并不清楚。
中国古籍流播海外，古已有之。“以成书于9世纪后期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著录的1579部古籍而言，相当于同时期中国所存典籍的1/2，数量颇为惊人。朝鲜半岛也保存了大量中国典籍，宋人张端义《贵耳集》记载：‘宣和间奉使高丽者，其国异书甚富，自先秦以后，晋唐隋梁之书皆有之，不知几千家、几千集。’”南京大学教授金程宇介绍说。漫长的古籍流播过程，更增加了我们了解域外中文古籍存藏情况的难度，进行初步的摸底排查十分必要。
2015年，中华书局联合海外30多家存藏单位普查馆藏中文古籍并编纂书目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海外中文古籍总目”正式启动，成为“十三五”期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点之一。通过与海外出版机构和汉学家的深入合作，截至今年6月，“海外中文古籍总目”项目共出版《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等海外古籍目录9种，涉及藏书机构14家。其中的新发现，充分说明了这项工作的价值。
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中国古籍收藏在全英首屈一指，特别是在古代地图、航海图等地理文献的收藏上独树一帜。2016年3月，时任该馆中文部主管的何大伟向专程到此参观拜访的中华书局工作人员介绍了两本馆藏中文古籍——《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他们发现，《顺风相送》中有一段文字证明了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和使用钓鱼岛（书中称为“钓鱼屿”）的历史，《指南正法》也记录了钓鱼岛的有关情况。经过研究，这两部明代末期的手稿孤本，是现存最早的能够证明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直接证据。”中华书局文献影印编辑部编辑张昊介绍说。随后不久，两书在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并编入相关古籍目录中。
影印出版，嘉惠学林
影印出版可以将唯一的文献资料转化为更多的影印图书，为世界各地研究者提供便利，是海外中文古籍回流的重要途径之一。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是海外中文文献收藏重镇，该馆专家郑炯文、沈津等人一直积极推动馆藏资源开放利用。上世纪90年代末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与哈佛燕京图书馆合作，影印出版馆藏中文古籍，至今已形成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在内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系列丛书20余种，约1000册，数百种国内稀见或缺藏的珍贵古籍文献以影印形式回流国内。
2014年，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徐永明第三次来到哈佛访学。“在拜访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的时候，他问我是否有意根据自己的专业挑选有价值的馆藏古籍出版。我听后欣然答应，当时就向他建议编纂明清别集丛刊和明清总集丛刊，并得到他的允诺。”
借助自己的专业优势和在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工作的经历，徐永明将国内出版的各种明清古籍目录与哈佛燕京图书馆提供的善本古籍目录加以对比，很快拟出了出版目录。“由于国内古籍重复影印出版严重，在编纂时，尽量避免重复收入。另一方面，只要国内没有影印的，尽量予以收入。”《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善本别集丛刊》等三种丛书随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顺利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总编辑汤文辉介绍说：“与哈佛燕京图书馆20多年的合作中，我们探索出了海外馆藏文献整理出版的有效模式——‘哈佛燕京图书馆模式’。简单地说就是图书馆开放馆藏资源，通过访问学者计划邀请各国（尤其是中国）学者到馆，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进行某一专题或某一类型馆藏文献的学术整理，整理成果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种模式，实现了馆藏机构、访问学者、出版机构的有效联动、顺畅连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人文研究方法的进步，海外中文古籍的整理方式、成果出版形式也会更丰富，对学术的促进作用将愈发凸显。”
海外回购，渐成规模
在汉文化圈中，日本、朝鲜半岛具有悠久的中国古籍收藏史，保存的珍贵文献最为丰富。2013年，在吴慰慈、袁行霈、安平秋等37位学者的联名倡议和国家充分支持下，北京大学回购了日本“大仓藏书”共931种，28143册，其中不乏铜活字本、四库底本等珍本。
回购成为古籍回归的重要途径，其中既有政府相关部门的推动，也有民间收藏界的自觉努力。
2019年底，从日本回流的《王勃集》残卷被中国收藏家购得。这是现存最早的王勃作品传本，是现存唐人别集中书写时代最早、书法最佳的文本之一。自奈良时期传入日本，保存于千年古寺兴福寺，流传有绪。“此前王勃集唐写本残卷只有4种，这一残卷虽只有12行，却是近百年来的重大发现。”金程宇说。
北宋孤本《西湖结莲社集》回流的案例同样让人印象深刻。上世纪末，日本学者见到此书复印件并发表了论文。2007年，民间收藏家从韩国购得此书，但该书的鉴定颇有争论，金程宇在目睹实物后断定此本为北宋本。经过长达8年的讨论研究，最终在2015年，国内专家通过文本、纸张、版刻风格等判定这是一部北宋版孤本。
“北宋版外典存世不过10余部，此书刊刻精美，且为高丽王朝旧藏，所收录诗作有91首不见于《全宋诗》，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金程宇说：“这充分说明了民间力量在海外中文古籍回流过程中的作用。”
一些成规模的民间收藏也相继出版，惠及学界。2013年，金程宇汇聚日本刊刻的中国古逸书共110种、总70册、3.8万余页的《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影印出版，是继《古逸丛书》以来海内外规模最大的同类丛书，许多中国本土已失传或罕见的书籍版本，赖此丛刊得以广为人知。
“如果从五代时期吴越国向日本、高丽求取天台典籍算起，海外求书、访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活动从未停歇。”金程宇说：“海外中文古籍回流不仅为学界提供了新资料，还有助于增进对历史本来面目的了解，有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华文化，对于增进汉文化圈各国间的相互理解也不无裨益。”
“由于海外研究力量、保存条件的限制，一些珍稀古籍面临破损、湮灭、研究不力等问题。促进其回流国内，既能避免这些珍贵文献消失，让它们焕发生机活力，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传播的进一步深化。”汤文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