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涌现了很多流派，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为当时中国出路献言献策，这些伟大先贤如何区分呢，我这里总结一下：

1、儒家，这是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与墨家、道家、法家的主要区别分别是“仁爱”，“有为”，“人治”，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不同阶段提出了各自的主张“仁爱”(亲亲之爱）、“正义”、“自强”，孔子不谈人性，孟子谈人性向善，荀子谈人性有恶，儒家讲究以德治国，以礼乐教化于人。儒家关注的是文化，他的愿望是退回到西周的那种制度中去，儒家的忠恕之道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遗产。代表的是文士。

2、墨家讲究兼爱，即无差别，无等级的爱，代表人物是墨翟，他关注的是社会，认为要解决当时中国的出路是退回到尧舜时期，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他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观念。代表的是武士或侠士。

3、道家讲究无为，代表人物是杨朱、老子、庄子。老子是无为而有为，庄子是无为而无为，道家是关注的人生，主张退回到原始氏族社会，提出统治者可以无为而治，讲究以柔克刚，顺势而为，统治者顺应自然，效法自然，奉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政策，最终实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家代表的是隐士一族。

4、法家是法制，代表人物是韩非，是最与时俱进的，也是最适用的，讲究公平、公正、公开，代表着未来发展的方向，讲究以法治国，但法家关注的是君主，只为君主一个人服务，讲究“势”“术”“法”，讲究怎样愚弄人民，怎样利用严刑酷法来治理国家。设计好制度（国家机器），将权力分解下去，实行问责制，就是谁做最高统治者社会都能正常运转，法家代表的是谋士一族。

西周建国以后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即“邦国时代”，秦灭六国，实行的是郡县制度，是“帝国时代”，孙中山先生发动的辛亥革命至今，实行的是“共和国时代”。

在邦国时代与帝国时代之间，风起云涌，士这个阶级真正走上了历史舞台。

士，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历史人文景观。因此，关于“士”的起源与流变，许多历史学家都曾撰写专文讨论，其中广受推崇的大概要数顾颉刚先生的《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他以扎实的学术功底、笃实的治学风格，向我们清晰展示出了士人起源的历史轮廓，被当今学者大面积、成段落引用：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

顾颉刚先生说，上古的士，是文武兼修，合二为一的。然而：

自孔子殁，门生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武事为急，浸假而羞言戎兵，浸假而惟尚外表。……而专注于衣冠、辞色、饮食之间，以与春秋之士较，然自成一格局，是可以觇士之风丕变矣。……

孔子是对中国士人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关键性人物。他死后，庞大的弟子群体又对他的言说“辗转相传”，其结果便是越来越“倾向于内心修养而不以武事为急”，“专注于衣冠、辞色、饮食之间”，以致士风日变。

无论在什么年代，光凭着“内心修养”都是解决不了生计问题的。于是，士人开始日益看重实用知识和能力的提升，以此“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作为改变社会地位和生活状态的资本。“宁越不务农，苏秦不务工商”，他们通过读书，达到取得尊荣的目标。知识改变命运，这个在当时新出现的群体，也叫做“士”。与以往不同的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他们已经由武士蜕化为文士了。

到了战国时期，群雄并起，天下大乱，攻伐不休。当时不但不能废弃武事，其慷慨赴死的时代气质更甚于春秋，勇武之士也层出不穷。这些武士自成集团，不与文士溷淆，从而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名词也被赋予新的精神内含：一个是“儒”，一个是“侠”。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意气。墨子的门徒个个视死如归，勇于赴汤蹈火；田横的门客听闻田横的死讯，五百人自刎殉节，这都是意气的表现。随着“儒”与“侠”这两个新概念的出现，以往那种文武兼备之士也开始走向分化，而且“文者益文，武者益武”，形成了两大士人集团并立对峙的局面。

及至汉代，天下一统，中央集权，中国人的自由空间被强力压缩，而游侠身上那种“不驯难制”的品格尤其令统治者生厌。景帝诛杀周庸，武帝族灭郭解，侠客集团日渐衰落。与此同时，设立了乡举里选，向中央推荐孝廉贤人的人才选拔机制，更使儒风益盛。“范晔作史，不传游侠”，从此，“侠”作为一个曾经与“儒”对立的士人集团也就渐渐退出了正史典册。

关于“士”的起源与流变，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侧重点。顾颉刚所说的“武士与文士之蜕化”，反映的是士人职业定位的变化，同时也是士人精神气质方面的变化。费孝通先生则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对封建制度解体前后的士人进行了角色区分，其关注的则是士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在介绍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澄清“封建”这个被滥用已久的概念。在先秦尤其是西周，封建的含义是“封邦建国”。周代的贵族等级是天子、诸侯、大夫、士。天子“封土地，建诸候”，就是“封邦建国”。而“自战国以后，郡县制开始出现，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封建而建郡县，从此，中国历史上西周那种纯粹的封建制度就基本消失了。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在民国之前，汉语中使用封建一词，是与郡县对举的，无论柳宗元著名的‘封建论’，还是顾炎武杰出的‘郡国利病’论，都是在与郡县制相对意义上谈论封建制。”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了解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封建制解体对士人地位的影响：……在封建制度中，政权并不集中在最高的王（天子）的手上，这是一个层层重叠着的权力金字塔，每个贵族都分享着一部分权力，王奈何不得侯，侯也奈何不得公，一直到士，都是如此，他们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各层有各层的政权，所以我们可以说大夫和士也是握有政权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封建解体，在政治上说，是政权不再像金字塔一般的从上逐渐一层层地分下来，而集中成了大一统的皇权，皇帝是政权的独有者，“朕即国家”，他在处理政务时固然雇佣着一批助手，就是官僚，可官僚和贵族是不同的，官僚是皇帝的工具，工具只能行使政权而没有政权，贵族是统治者的家门，官僚是统治者的臣仆。

关于封建制度解体对士人的影响，继费孝通先生之后，余英时先生又通过研究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产生入手，做了更精细的阐述。在封建制度之下，“士都是有职之人”，不得与农、工、商同列为民。“四民社会的成立必须以士从最低层贵族转化为最高级的庶民为其前提。这一前提是到了春秋晚期以后才存在的。……士已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了出来进入了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社会上出现了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并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着他们。在这种情形之下，于是便有了‘仕’的问题。‘仕’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就业问题，至少对于一部分的士而言，其中还涉及主观的条件和客观的形势。……”

从封建制的低层贵族，下降为皇权专制的工具、臣仆，这大约是士人命运一次决定性的改变，也可以看作他们逐渐丧失独立人格的远因。可是，无论是作为下接庶民的低层贵族，还是作为士、农、工、商这四民之首，士人都始终处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关节点上。

几乎是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就有了“士”，悠悠数千年，至今他们距我们仍然相去不远。

因此，他们的生活境遇，他们的仕宦沉浮，他们的精神追求，他们的喜怒哀乐……不仅对我们了解中国社会各阶段的历史实况具有指标性意义，也应该对我们理解、认识今天快乐或不快乐的人生处境产生启迪。毕竟，中国始终是个结构稳定而内涵缺少实质性改变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