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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物:历经数千年,承载夏文化

来源:河南文化网     作者:研究会    浏览:207次

二里头遗址发掘60余年,出土了不少珍贵的夏代文物。随着专家学者对这些文物的深入研究,我们对夏文化的了解也越来越多。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第二展厅中央,重点展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国宝级文物。近日,记者采访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为您介绍该工作队对其中部分文物的研究成果。

乳钉纹铜爵: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完整青铜酒器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有酒就有酒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酒器有陶和青铜两种材质,青铜在当时属于贵金属,只有社会上层阶级才拥有。因此,青铜酒器大多出土于贵族墓中。这些青铜酒器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完整青铜酒器。

所谓“礼以酒成”,无酒不成礼,酒器实际上也是礼器的一种。

爵是酒器中的一种,属于小型温酒和注酒器。赵海涛说,在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凡出土青铜容器的,必见青铜爵,可见青铜爵是礼器中的核心器物之一。

如今,我们在古装戏中经常看到王公贵族们举爵干杯的场面,但爵是否直接用来饮酒,尚不确定。考古人员在出土的爵底部发现有烟炱(tái)的痕迹,说明它具有温酒的功能。把温好的酒由爵倒入觚(gū)中饮用,可能是较为合理的解释。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爵数量较多,青铜爵数量有限,它们造型一致:前有流(倒酒的流槽),后有尖状尾,中为杯,一侧有把手,下有三足。

在数量有限的青铜爵中,乳钉纹铜爵属于最特殊的一件。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是所有青铜爵中唯一带有纹饰的——腰腹正面装饰5颗乳钉,夹在两道凸弦纹之间。

不要小看这纹饰,它不仅代表着更高超的制造工艺,也表明了其拥有者不寻常的身份地位。

“如果把乳钉纹铜爵与二里岗至殷墟时期饰有兽面纹的青铜爵对比,还能够发现它们的造型、功能、地位一致,且纹饰都在把手的对侧。由此可见,夏文化中的青铜爵‘设计理念’和其背后代表的礼仪制度被后世深刻地继承了。”赵海涛说。

二里头文物:历经数千年,承载夏文化

绿松石龙形器:中华民族龙图腾的正统根源

绿松石龙形器出土于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的贵族墓中,墓的面积约2平方米,尽管与后世达官显贵的墓葬相比,它实在小得可怜,但它可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二里头时代最高等级的墓。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展示了这座墓的复制品,墓中的绿松石龙形器(复制品)长约65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又细又小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其中,最小的绿松石片直径仅0.2厘米,厚度约0.1厘米。龙形器的龙头呈扁圆形,龙头上两只梭形的眼眶内,凸起白玉眼睛和鼻梁;龙身弯曲,布满菱形鳞纹;龙尾有绿松石条形饰;龙身之上,还置有一组铜铃和玉铃舌。

龙形象文物在全国各地屡有发现,甚至有的所处时代比二里头时代还要早,为何这件龙形器被称为“华夏第一龙”呢?

赵海涛说,在二里头时代之前,不同地区龙的形态不一,各具风格,且与现代人熟知的龙的形态有很大差异。而这件龙形器的造型,与如今的龙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

“二里头文化作为时代的黑马,其文化中龙的形态最终被传承下来,成为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赵海涛说。

如今,这件绿松石龙形器的用途仍有待研究,有专家认为它应是一个在红漆木板上粘嵌绿松石片而形成的龙牌,龙牌是祭祀场合使用的仪仗器具,其拥有者可能是宗庙管理人员。

也有学者认为龙形器是早期的旌旗,以死者生前所用旌旗覆盖于尸体之上,应是早期族旗制度的反映。《诗经》中记述周王祭祀于宗庙,有“龙旗阳阳,和铃央央”的场景描写,其中“龙旗”与“铃”对举,与该墓中龙牌与铜铃共存的情况颇为契合。龙旌具有引领亡灵升天的宗教意义,其拥有者应是供职于王朝的巫师。

赵海涛认为,无论是何种用途,这件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都弥足珍贵。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可谓“超级国宝”。

二里头文物:历经数千年,承载夏文化

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极具夏文化特色的器物

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长约16.5厘米,宽8厘米至12厘米,以青铜铸成主体框衬,其上饰有兽面纹,兽面之间镶嵌着数百片绿松石。如果仔细看这件铜牌饰,能够发现它的绿松石片被打磨成山字形、钩形、梯形、长方形、圆形等,拼接出奇异的造型,兽面中依稀能辨识出触角、鼻子、眼睛。

央视《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这样描述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上挑的眼眶里,一双浑圆的眼睛,透过3500年的时光,与你对视……略微拱起的弧形铜胎上,300多片绿松石,历经3000多年纹丝不动,光洁依旧……这高超技艺,在它的年代独占鳌头……”

赵海涛说,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是一件极具夏文化特色的器物。这类铜牌饰二里头遗址出土了3件,它们常以青铜铸出主体框衬,其上饰有兽面纹,镶嵌有细小的绿松石片。这类铜牌饰一般出土于墓主人的胸腹部附近,两侧各有两个穿孔的纽,或许是缝于衣服上的。

因为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绿松石龙形器都与铜铃共出,专家推测随葬这两种重要器物的贵族,其身份可能与其他贵族有异。不过,他们究竟是主持图腾神物祭祀的“御龙氏”,还是可以沟通天地的巫师,看法多种多样,但都仅是猜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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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孔玉刀:夏代玉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

1975年,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一批玉器,其中有一件玉刀尤为引人注目,就是七孔玉刀。

这件七孔玉刀现展示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第二展厅。它的玉料呈墨绿色,局部有黄色沁;刀形扁平,呈肩窄刃宽的宽长梯形,两侧有对称的凸齿;玉刀两面纹饰相似,皆以交叉的直线阴纹组成网状和几何图形;刀背处有等距且排成一条直线的七个圆孔。这是迄今为止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形制最大、最精美的玉刀,是难得的玉器珍品。

赵海涛介绍,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柄形器,制作往往精细、小巧;另一类是大型有刃玉器,这些玉器出土时,大多带有钻孔。

根据考古研究推断,当时的钻孔技术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实心钻,另一种是管钻。实心钻大多采用硬度较高的石质钻头,也可以使用附着的竹木类钻头。管钻最有可能使用的是竹管。钻孔时,或从双面对钻,或从单面钻。这件七孔玉刀很可能是用双面对钻的方法完成的。

关于这件七孔玉刀的用途,专家学者众说纷纭。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这件七孔玉刀仿制于收割谷物的石刀,因玉质较脆,并没有使用价值。因此,这件七孔玉刀并非实用器,而是祭祀时使用的礼器,也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七孔玉刀作为夏代玉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既是对新石器时代玉器文化的继承和革新,又为商代玉器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赵海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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