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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金文与先秦文学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研究会    浏览:261次

  有周一代,礼乐煌煌、文采纷郁。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青铜器经过夏商两代发展,到周代达到鼎盛时期,其上铸刻的品类多样、内容丰富的铭文,是我们了解周代文明的重要文献。青铜器作为藏于宗庙,被冀望永传后世的家族重器,其铭文记载了诸侯分封、官员册命、诉讼纠纷、家族世系、战争婚姻、道德说教等内容,涉及周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器主对于铭文的制作有着精心考虑,不论是文字书写、遣词造句,还是结构布局,都展现了作者的独妙匠心。因而,铜器铭文除了具有重要的语言学和史学价值外,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学价值。研究者很早就重视考察铜器铭文的这一价值。早年肆力于“桐城派”古文,以文学名家的于省吾先生,在转治古文字学后,即于1932年出版《双剑誃吉金文选》一书,尤重裒辑文辞高古的金文作品。于省吾先生说:“金文之用韵者似乎《诗》,不用韵者似乎《书》,可与《诗》《书》鼎足而三。”将金文与同时代作品进行文体类比。在该书中,于先生通过点评金文名篇,阐述其文学价值。如著名的骉羌钟,记载了晋国的韩、赵、魏三家联合对齐国作战的重要事件。于先生认为其铭文虽仅61字,却能将诸多事端详备记录无遗。铭文通体多用韵文,词高声宏,章法奇变,文气雄骏,开汉赋之先河。

  

  神话、诗歌、散文等先秦文学体裁,在周代金文中均有展现,异彩纷呈。


  神话在文学宝库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与小说这一文体关系密切。在周代流行的诸多神话中,“洪水神话”最为著名,广为流传。《尚书》《国语》,以及著名志怪古籍《山海经》等,均有记载鲧禹父子治理洪水的神话故事。这一故事在西周金文中亦有记载。收藏于保利博物馆的豳公盨,年代属西周中期晚段,其铭文记载:“天命禹敷土,堕山,濬川。”说大禹受天命平治水土,以息壤堙填洪水,削平高丘,填塞洼地,疏浚河流。这堪称大禹治水神话的最早记载,保留了我国洪水神话的早期形态。

  节奏明快、韵律整齐的四言句式,在周代金文中颇为常见。这与青铜器多为礼乐器的用途相符。青铜礼器常常运用于祭祀、宴饮等重要典仪中。句式整齐、韵文错落有致的铭文,读起来朗朗上口,可与乐舞相配合。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盘铭文,通篇基本以四言为句,以阳声字入韵,描述子白的战功和周王的赏赐。后段更是运用排比句式收尾:“王赐乘马,是用左王;(王)赐用弓,彤矢其央;(王)赐用钺,用政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铭文音律和美,节奏强烈,气势磅礴。类似韵律整齐的四言韵文,在春秋以来的编钟上更为常见。编钟铭文往往以“皇皇熙熙,眉寿无期,子子孙孙,永保鼓之”这类押之部韵的祝辞结语,韵声清幽高远。

  金文韵文多以四言为主,与《诗经》的句式相类。七言诗一般认为起源较晚,不会早到战国时期。下面谈到的这件时代属西周中期的毛公方鼎铭文,则提供了探讨七言句式的早期文例,颇值玩味:

  毛公旅鼎亦唯簋,

  我用厚眔我友饱;

  其用友亦矧唯孝,

  肆毋有弗顺,是用寿考。

  铭文说毛公制作鼎簋宝器,用来餍饱朋友;其用以友爱兄弟,更用来孝敬父母,希望无有不顺,寿考无疆。董珊先生谈及这篇铭文,谓其叶韵严密,结构精巧,韵律整齐。铭文前三句是七言韵文,第五句也入韵。如果将最后一行的“肆”和“是”省略,则作“毋有弗顺用寿考”。如此,这篇铭文就是四句七言韵文。毛公方鼎铭文也许是偶然出现的七言韵文,但不妨视作七言诗的滥觞。

  

  大部分周代金文的文体都可归为叙事散文。

  周代金文中的叙事散文,主要记述周代贵族参与的典仪、诉讼、战争等事件,展现了较为高超的叙事技巧。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册麦方尊,铭文166字。器主作册麦作为邢侯史官,记叙了邢侯回宗周述职,接着分别参加肜祭和射礼,并两次得到周王赏赐等事件。铭文首句先交代与述职事件相关的背景,即周王命令邢侯从原来的封地坯(今河南荥阳),迁封于邢(今河北邢台);接着以时间为序,交代邢侯这次宗周之旅的全过程。铭文涉及诸多活动及其场所的转换,叙事层次清晰。于省吾先生赞其章法完密,文风肃穆典重,冠绝万世。

  西周中晚期的铭文中,有一部分是关于贵族间围绕土田、奴隶等财物进行交易或产生争讼的记录,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化。研究者多将此类记录看作约剂或法制文书。这类记录文字老练、表述清晰,叙事手法多样,结构富于变化,反映出周代叙事散文已趋向成熟。

  裘卫鼎铭文记录了裘卫和邦君厉两位贵族之间关于土地的一次争端。恭王五年的正月庚戌,裘卫将邦君厉提告到王朝执政大臣那里,诉说两者之间存在的土田纠纷;大臣们通过问讯,确认邦君厉须将土田卖给裘卫,判定邦君厉立誓执行;随后派遣周朝的司土、司马、司工等官吏带领人员勘踏土田,确定转让土田的边界;最后罗列两方参与土田勘踏的人员。铭文完全按照时间顺序,交代这一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同样记录土田转让事宜的散氏盘,则采用了不同的叙事方式。该铭记载了周厉王时期散伯从夨伯那里获得土田的过程。第一部分先交代夨伯因为残毁散伯田邑而补偿土田给对方,接着详细记录勘踏土田的经过;第二部分记载参与土田勘踏的双方人员与政府官员;第三部分则交代夨伯命令家族人员立誓要将土田忠实交付给散伯。两铭均包括处理土田诉讼案件的各个环节:诉讼原由、审判立誓、勘踏田界、文书制作等,但散氏盘变换叙事手法,特意将勘界提至铭首,并对勘界过程详加记录,显然是为了起到强调这一内容,凸显该盘作为土田约剂的性质。

  《左传》是先秦叙事散文成熟的标志,其对战争的描写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这种叙事能力可以追溯到西周金文。西周晚期的禹鼎、多友鼎、晋侯苏钟等铭文,描写战争场面宏大,对战事描述脉络清晰,节奏紧张,精彩生动。在属厉王时代的禹鼎铭文中,禹先讲述自己受到武公策赏主管采邑,接着以追叙手法,陈述受赏事功,即对鄂侯作战获胜。铭文以“呜呼哀哉”转承到对战事的描述,先强调“天降大丧于下国”,烘托形势之危急;进而讲述鄂侯率领淮夷诸部进犯周朝,周王派王朝军队讨伐而陷于困境。禹适时奉武公之命,解救王师于危难之中,攻破鄂国而大获全胜。铭文在叙述曲折战事的过程中,两次直引周王和武公“勿遗寿幼”军令,将禹亲历的惨烈战事描绘得历历如画。

  这类叙事散文的创作主体,自西周中期以来,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职业或阶层分化,大致形成了史官和师氏两大分野。这两类创作主体所撰写的叙事散文,呈现出一定的风格差异。史官长于记事,师氏重于说教。周代史官主要负责制作文书和记录周王言行,上面谈到的约剂文书铭文,多出自史官之手,可见其善于曲尽描述,锻炼成文。最能体现史官叙事风格与技能的,当属西周恭王时期的史墙盘铭文。该篇铭文长达284字,分成两段,前段称颂文、武、成、康、昭、穆以及时王的功德,后段记叙史墙家族六代的事迹,语言古雅,构思精巧。对每位人物均以高度凝练的词语概括其品德与功绩,如“宪圣成王”“宏鲁昭王”“青幽高祖”“柔惠乙祖”等,深刻展现了史官的才学。师氏主要掌管教育。按照李学勤先生说法,西周时期教育不分文武二途,师氏既是学官又是武职。师氏所作金文,喜欢以“王曰”或“王若曰”的方式,引用周王训导,尤重在记言中进行说理宣教。如时代与史墙盘相近的师载鼎铭文,以“王曰”直述周王赞赏师载能够引导匡正穆王,使之乐德。通篇通过反复强调“德”的思想,申明德教的重要。这两类创作风格,开启了我国叙事散文和说理散文的先河。

  (作者:何景成,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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