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中华文化：从“柳词”到华人文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浏览：632次

受访者/供图

梁丽芳（Laifong Leung），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终身教授，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现任会长。原籍广东台山，香港长大，后赴加拿大求学，先后获卡尔加里大学文学学士学位、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宋词、中国当代文学、华人文学与汉语教学，出版英文著作《早上的太阳：“失落的一代”中国作家访谈录》（Morning Sun: Interviews with Chinese Writers of the Lost Generation，1994）、《早春二月：电影剧本导读课本》（Early Spring in February: A Study Guide，1999）、《当代中国小说家：生平、作品、评价》（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Writers: Biography, Bibliography and Critical Assessment，2016）等，编撰出版《柳永及其词之研究》《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加拿大卷》《加拿大华人文学论文集》《枫姿绰约：加华文学奖文集》等。

　　北京时间2021年8月8日上午，笔者应邀参加了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举办的文学月会专题网络讲座。主讲嘉宾是梁丽芳教授，讲座题目是“柳永及其词之研究”。她从汉学的角度出发，对当年的学术探索过程作了回顾和展示：从论文的撰写方法论到资料的搜集，从柳永的生平重构到柳词的特色分析，特别是柳永慢词的节奏、连绵句、领字与结构等，都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会后的网上互动对话也很热烈，这次讲座取得了圆满成功。为全面介绍这位华裔学者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以及她对中加文化交流的贡献，笔者与梁丽芳教授进行了一次远距离的对话。

柳永诗词美 古典情怀深

　　孙继成：祝贺梁老师的ZOOM讲座圆满成功！您的大作《柳永及其词之研究》早在1985年就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繁体字版，请问当年您为何选择了柳永的诗词作为硕士毕业论文选题？

　　梁丽芳：谢谢您来听我的讲座！回首过去，我自己也感到有点不可思议，柳永的形象与柳永的词居然伴随了我大半生。柳永是我治学生涯中的第一个研究对象，研究柳永也是我学习做学问的第一次实践。柳永是北宋民众喜爱的词人，正如南宋著名词人叶梦得所言：“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但我首次知道柳永这个名字，是在中学二年级，当时是夏天，外祖父陈孔楚送给我一把纸扇，上面还亲笔题写了柳永的《望海潮》；这首词读起来抑扬顿挫，意象优美，当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我有幸入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又修读了叶嘉莹教授的古典诗词课程，进一步加深了对柳永及其诗词的了解，遂以《柳永及其词之研究》作为硕士毕业论文的题目。

　　孙继成：请您简单地回顾一下《柳永及其词之研究》的研究历程与突破。

　　梁丽芳：尽管柳永的名气很大，但其生平资料却甚为缺乏。幸运的是，当时撰写论文期间，除了叶嘉莹老师的鼎力支持外，我还得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主任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1922—2013）教授和王健（Jan W. Walls，1940— ）教授的大力帮助。蒲立本教授治学严谨，不苟言笑，我们暗地里都叫他“蒲夫子”。我在他所教授的研究方法课上获益良多，至今受用。他还规定攻读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生必修日文，也令我对日本汉学打开了眼界。而王健教授则思想活跃，为人热情幽默，乐于分享。记得他给我推荐了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H. Smith）《诗的结尾》（Poetic Closure: A Study of How Poems End）一书，给了我很大启发，让我对柳永词研究有了新的思考向度。在他们的指导下，我开始搜集中文、日文和英文的相关资料，并作了大量笔记。我记得当时还看了十几本《词话丛编》，从自己找到的各种选本里梳理柳永词作， 比如《四部备要》《疆村丛书》《全宋词》里的《乐章集》，一共找到了213首词。为了查询柳永的生平，我还翻阅了《宋史》里的墓志铭、书信等；翻阅了地方志，如《崇安县志》《余杭县志》《福建通志》《镇江府志》；查阅了宋代考试制度史、反映宋代城市生活的《东京梦华录》等；还绘制了柳永行迹图，直观反映柳永的生长之地、任官之地及游览之地等。此外，我还运用定量统计方法对柳永的词牌使用与北宋其他词人作了对比，以此说明柳词的独特贡献以及词中的意象及选词遣句的语言特色，凸显其慢词词体的奠基之功，并以此来延续中国文学抒情传统。

　　论文完成时，我居然写了360页，远远超出了90页的常规硕士毕业论文页码要求。在撰写《柳永及其词之研究》的过程中，我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实证、细读、定量。运用这些方法来研究柳永诗词，特别是在重构柳永生平时，无疑会有很多惊喜与发现，这就像是从事文化考古发掘一样，刺激而惊险；同时，研究柳永诗词的用词遣句，又多了些学术训诂的乐趣与自豪。后来，国内有学者朋友告诉我说，早在1976年，这些研究方法还属于开创性的应用，我所取得的这些成果在学界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

　　孙继成：2020年，中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柳永及其词之研究》的简体字与英文合版，请问这本汉英合版的设计初衷是什么？

　　梁丽芳：出版《柳永及其词之研究》汉英对读合版，是叶嘉莹老师的建议和推荐。她在序言中说：“在国外研读中国古典文学的教授与学者极多，但大多只是以一种语文写作著述，其能兼用两种语文结合在一起从事研著如梁丽芳教授者，实不多见。”可能叶老师看重我的汉英双语能力，估计这对中国文化“走出来”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作用。柳永诗词研究的意义在于研究方法的突破（由随感式的诗歌分析上升到理性的定量分析）、柳永诗词观点的突破（诗词的受众变化、用词的变化、小令和慢词的延展）、坚持了传统治学方法（文本细读、文献挖掘）等。论及此书所面临的挑战，那就是囿于当时资料检索的不便，关于柳永的资料难免会有所遗漏，柳永及其词的研究尚需新的资料补充，以使其日臻完善。有了叶嘉莹老师的推荐，还有其助手张静教授的协助，我才有幸得以在中译出版社出版汉英合版，我觉得这种版本设计有助于向外推广中国古典文化。

　　孙继成：您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时，作为叶嘉莹教授的嫡传弟子，叶老师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梁丽芳：我当时跟随叶教授研究柳永的词，我们师生情谊深厚。我依然记得当年叶教授在温哥华生活的一些细节，比如，早年叶教授上课时，喜欢穿旗袍，她那文雅的形象成了我们大学校园的一道风景；温哥华华人社区经常有不少人来学校听叶老师的课，她的每节课几乎都座无虚席。除了上课和做叶老师的助教之外，我与她还有很多接触的机会。读研究生时，我刚好住在叶老师亲戚的楼下，能够经常和他们练习普通话。有时候，周末我会与一些同学（如林水濠、余绮华等）到叶老师家谈天说地，话题多涉及中国发生的事情。我记得在她家里看过电影《南征北战》，还有喜剧片《满意不满意》等。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孙继成：请问您读本科和研究生时，哪些教授的课程对您后来的学术研究有较大帮助？

　　梁丽芳：我在卡尔加里大学读本科时，幸运地遇到了毕业于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兰比尔·沃拉（Ranbir Vohra）博士。他开了一门课叫“革命中的中国”（China in Revolution），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印度人，曾在北京驻华使馆工作过。后来，正是他给我写了封推荐信，我才有机会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跟随叶嘉莹老师学习。当时，叶老师开设的“翻译里的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讲授。叶老师讲课天马行空，但她不是没有边际地乱讲，而是要找出意象之间的微妙联系，点出诗歌中的类似氛围、感受、环境等。这种灵活的讲法，不死板，学生都爱听。在讲课中，叶老师还能凭记忆在黑板上板书提到的那些诗词，整个人就像活字典一样，记忆力好得惊人。

　　读博士时，杜迈克（Michael Duke）老师主讲中国当代文学，他对我撰写博士论文《后毛泽东时期小说中的青年形象》（1985）帮助很大。

当代文学奇 返乡情更浓

　　孙继成：请问您1976年跟团访问中国大陆，这个机会是如何争取到的？这次大陆之行，您有何收获？

　　梁丽芳：记得当时的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在温哥华的华人社区里，年青一代华裔也开始对中国大陆产生了浓厚兴趣。1976年夏天，我参加了温哥华文化中心举办的18人青少年旅行团，到中国大陆旅游近两个月，曾到访过14个城市。初识祖国山河，我非常激动，还拍了大量的幻灯片。记得团友中有个人叫朱立群（Garrick Chu），他操机把我们的这次大陆之行拍成了一部纪录片，并在CBC（加拿大广播公司）放映。我们访问了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还有白求恩纪念医院等地方。在几个不同的场合，我放映了自己制作的这些幻灯片，其中三次就是在叶嘉莹教授家里放映的，她请了不少同事和朋友来观看。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与叶教授关于中国的话题更多了。中国百废待兴，我们研究文学的海外华人，也都希望为祖国做些什么。

　　孙继成：1979年，您接受了叶嘉莹教授的委托，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义务选编了台湾文学读本。可以说，您是第一位将台湾文学系统介绍到大陆的学者，请您简单回顾一下当时编写这套书的背景。

　　梁丽芳：1979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而这一年，对两岸文学交流以及我个人来说，也很重要，这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1979年春天，我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任职，收到叶嘉莹教授从北京寄来的信。信里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算向读者介绍台湾文学，年底出书，但是没有资料，叶老师就推荐我为他们编选台湾小说选、散文选和新诗选三本书。叶嘉莹教授的书生报国情怀对我影响巨大。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为中国大陆的读者做点事。因为时间紧迫，我便申请了停薪留职两个月来专做此事。到了夏天，任务终告完成。

　　在香港读中学时，我就已经开始阅读台湾文学作品。来加拿大时，在我的行李箱里，除了梁实秋主编的 《远东英汉五用词典》之外，我还塞进了几本文星丛书出版的袖珍本，记得有于梨华的《也是秋天》《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和王尚义的《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等。在大学图书馆工作时， 我趁此机会又阅读了不少台湾文学作品。为了编辑台湾文学选本，我从文学杂志、单行本、选集和文集中广泛搜罗；选了篇目后，再用复印机进行复印。我把复印资料排好顺序，连同作者的生平介绍，一包一包地寄到北京，直到台湾选本完工为止。我想，我们这套台湾文学读本应该是中国大陆文学和台湾文学早期交流发展的一个时代见证。

　　孙继成：1994年，您出版了英文著作《早上的太阳：“失落的一代”中国作家访谈录》，第一次系统地把中国当代文学介绍到了英语世界。请介绍一下此书的出版背景。

　　梁丽芳：1987年，我有幸申请到中加双边交流计划，到中国做交流学者。这跟我的博士论文有很大的关系。我的博士论文题目为《后毛泽东时期小说中的青年形象》，以知青作家及其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我读过这些作家的作品，如能亲耳聆听他们讲自己的经历，不是更能理解其作品吗？我很幸运，上天又一次眷顾我。1987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时任所长许觉民（即评论家洁民）先生与他的同事陈竞生一同访问加拿大。他们从东部过来，经过阿尔伯塔大学。许先生知道我的研究兴趣后十分高兴，说终于遇到一个研究新时期文学的了。他演讲的内容是后毛泽东时期中国文学的变化，我做翻译。那时，我申请的中加双边交流计划已经通过，接待单位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我7月到北京后，许先生便帮忙联系了在北京的知青作家，我很感激他。之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直到他去世。

　　《早上的太阳：“失落的一代”中国作家访谈录》共采访了26位中国当代作家，其中有莫言、史铁生、王安忆、张抗抗、铁凝、梁晓声等。我在前言中谈到，这本书起码提供了下列几个方面的信息：一是它有代表性地记录了知青整整一代人的经历和心路历程；二是它披露了知青作家的一些代表作品的创作过程和内幕；三是它描述了知青文学的进程；四是它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坛的状况；五是从这些作家自我描绘的精神面貌中，预示了中国文学和社会的未来轨迹。我觉得自己有责任通过对这些作家的访谈，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他们的经历和作品，从而进一步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汉学家王健教授认为，这本书是知青作家们个人、社会、政治的记忆描述，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宝贵资料。

华人华裔亲 文通言语殊

　　孙继成：作为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现任会长，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创立的背景及现状。

　　梁丽芳：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的成立纯属偶然。1986年冬天，卢因、袁军和我三人获得中国作协邀请访华两周。我们到访了北京、西安、南京、上海、广州几个城市，与不少学者和作家座谈，知道他们很想了解国外的情况，但是那个时候出国相对较难。当时，我忽然萌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我们成立一个作家协会之类的民间组织，便可以用协会的名义邀请中国作家去加拿大访问了。这个想法得到同行的卢因与袁军的认可。回到加拿大后，由卢因出面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申请注册，成立加拿大华裔写作人协会（Chinese Canadian Writers’ Association，网址为www.ccwriters.ca），创会会长是卢因，我是副会长，历届会长还有陈浩泉、刘慧琴、林婷婷等人。20世纪90年代初，又易名为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英文名称不变。本会宗旨是推动加华作家的创作与研究，促进加拿大华裔作家与世界各国的文学交流。

　　我们第一批邀请的两位中国作家是刘恒与陆星儿，他们的作品我是熟悉的。刘恒与陆星儿于1994年夏天来加访问，通过温哥华加中友好协会主持人的联系，我们在市中心主流电影院温哥华电影院线（Vancouver Cinemateque） 放映了刘恒编剧的《菊豆》和《秋菊打官司》，全场满座。放映后，我当口译，刘恒回答了观众的问题，反应热烈。1996年，我趁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之便，又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签订了互访协议，每年由中国作协派出两位作家或学者来加拿大交流，我们也回访两次。从1997年到2021年，在各位同仁的努力下，我们召开了十次加拿大华人文学国际研讨会。这些年来，由我们邀请、从中国国内以及韩国、东南亚等地访问加拿大的学者与作家有100多人。回想当初我的一闪念，也算是有了成效。

　　目前，协会定期举办文学月会，增强会内会外的文化交往。协会定期出版会刊《加华文学》，至今已有267期。因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加华文学》的出版也受到影响，曾中断数月；现在改为网络出版其电子版本，待将来客观条件成熟，我们再恢复其原有状态。

　　孙继成：多年前，您曾呼吁学界应该把海外华文文学扩展到海外华人文学，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梁丽芳：1997年11月，我在北京友谊宾馆参加了第九届国际华文文学研讨会。会上，我介绍了加拿大用英语创作的华裔作家和作品。大会讨论时，有大陆学者指出，此前的华文文学会议，把海外华人的非华文文学视为外国文学，并不在华文文学的关切范围之内，似乎这也已成学界定论。但是我认为，通览中国大陆学者的华文文学研究，我们会发现其经常探讨海外华人的归属感、身份认同、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乡土情结等主题。而这些在华裔作家的非华文作品中也是常见的主题。这些文学作品因其表述的语言之别，被研究者排斥在外，我觉得这很值得商榷。如果能够扩大视野，把华文文学与非华文文学一并来看，那么，这不但能促进海外华人文学学科的建设，扩大比较文学的视野，而且对于世界华人的研究也大有裨益。因此，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我提议将“海外华文文学”的提法改为“海外华人文学”，这就解放了华人作家创作语言的局限，拓宽了华人作家的研究范围。换言之，研究海外华人作家的汉语或英语作品或其他语言写成的作品，既能涵盖华人文学的多语言成就，又能深入了解海外华人丰富多样的本地生活。我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热情回应和广泛支持。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不妨容许和利用混杂性（hybridity）概念，来重新绘制海外华人文学的版图，把华人文学的范围扩大，使之更丰富、更多样化、更多姿多彩和更有活力。我提议把华文文学扩大到华人文学，是从海内外华人的共同文化之根来考虑的。

　　孙继成：对海外华人作家的非汉语写作，您还就其汉译本出现的翻译问题作过认真的学术探讨，请您简要分析一下其中的常见问题。

　　梁丽芳：近年来，加拿大华裔作家一些英文获奖作品陆续被译成汉语在中国大陆出版，这无疑是值得庆贺的学界美事，比如李群英（Sky Lee）的《残月楼》（Disappearing Moon Cafe，1990）、余兆昌（Paul Yee）的《三叔的诅咒》（The Curses of Third Uncle，1986）、崔维新（Wayson Choy）的《玉牡丹》（The Jade Peony，1995）、方蔓倩（Judy Fong Bates）的《龙记咖啡馆的午夜》（Midnight at the Dragon Cafe，2005）、郑蔼玲（Dennis Chong）的《伺妾的儿女们》（The Concubine’s Children，1994）等。但是，我们在其汉译本中也发现了一些瑕疵，值得译者和读者予以关注。比如，汉译本中对于英语原文中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的翻译，没有遵循“名从主人”的翻译原则，而是机械地按照普通话的读音进行了音译，从而忽视了作者的祖籍方言及原文真意。如果译者知道作者的广东台山的祖籍背景，就自然会把May Ying译成“美英”，而不是错译为“梅英”，因为在广东话中“梅英”的对应拼写是“Mui Ying”。如果译者能够注意到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差别，那么就会注意到作者赋予作品的方言情感，使得译文更加地道感人。

中加交流始 历史爬梳清

　　孙继成：2015年，您与他人合作编写了《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加拿大卷》，是中加文学交流史的开山之作，获得了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也被英美多所大学及研究机构所采用。能否介绍一下此书的编写背景和意义？

　　梁丽芳：当时丛书主编、南京大学钱林森教授约请我们撰写中加文学交流史时，我手上正忙于其他项目。但主编说，如果我无法接手编写中加文学卷，那么中外文学交流史这套丛书恐怕就没有了中加分册了。于是，我自己就硬着头皮接过了这一编写任务。通过编写这部中加文学交流史，我更新和完善了自己对中加文学的认知，逐渐摸清了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中加文学交流事件，为后学做了资料文献上的准备。

　　19世纪中叶，中国人随着淘金潮开始移民加拿大，与此同时，加拿大的传教士也奔赴中国传播基督教。早期华工为建设加拿大的东西大动脉——太平洋铁路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加拿大传教士深入中国农村，送医兴学，努力向西方介绍中国文明，也同样功不可没。1947年前的加拿大排华浪潮，让华侨饱受凌辱。中加之间的文化交流曲折多变，历经排斥与歧视、冲突与磨合，最终达成了彼此的宽容与接受。本书是研究中加文学交流史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是加拿大华文文学发展史首次系统的呈现和梳理，为后来者建立了一个清晰扎实的参考系。

　　孙继成：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加拿大的汉学研究状况，以及近年来汉学研究在加拿大高校的分布情况。

　　梁丽芳：加拿大的汉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的传教士汉学。比较著名的传教士有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 1859—1936）与其夫人罗莎琳德·戈福斯（Rosalind Goforth，1864—1942）、怀履光（Bishop William White，1873—1960）、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 1885—1957）等。二是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专业汉学时期。在加拿大，设有中国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专业的大学日益增多。目前，多伦多大学、麦吉尔大学、阿尔伯塔大学设有东亚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设有亚洲系；维多利亚大学设有太平洋亚洲研究系；卡尔加里大学设有日耳曼、斯拉夫、东亚研究系；约克大学和里贾纳大学设有现代语言系（人文系）等。其中，能够提供中国学博士课程的学校有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多伦多大学、蒙特利尔大学、麦吉尔大学等。比较有名的学者有何炳棣（1917—2012）、威廉·荷兰（William Holland，1907—2008）、王健、林理彰（Richard Lynn）、王仁强（Richard King）、杜迈克（Michael Duke）、雷勤风（Christopher Rea）等。当然还有叶嘉莹及其弟子们。

　　孙继成：感谢您多年来致力于中加文化交流的开拓与创新，您对中加文化交流有何愿景和期望？

　　梁丽芳：文化交流的范围很大，作为大学教师与文学研究者，就只说教育界与文学界吧。我愿意看到加中有更多的学生交流项目和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至于作家之间的交流，期待有更多的政府资助项目，能让作家体验国外生活，当然也包括海外的华人作家（无论是使用中文还是英法文）到中国短期交流与体验生活。此外，希望中国有关机构关注外译作品的翻译质量，重视培养中英文均佳的翻译人才。让我们共同期盼加中文化交流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