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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山的老虎、逃跑的豹子、旅游的大象……2021年，野生动物频繁占据头条。野生动物保护取得了怎样的成效？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至少在过去十年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总体成效不佳。
云南15头亚洲象一路北迁。 （新华社/图）
《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自1992年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两年举办一次缔约方大会。2010年的缔约方大会（COP10）在日本爱知举办，定下20项“爱知目标”，但到2020年没有一项完全达成。
未来十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路线该往何处走？在昆明召开的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将给出答案。
2021年9月23日，COP15执委办主任、生态环境部生态司司长崔书红在生态环境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制定未来十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蓝图时，要充分吸取和借鉴“爱知目标”执行中的经验和教训，“框架”目标应兼具雄心与务实。
同时还应特别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在执行能力，包括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支持，推进更加公正合理、各尽所能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普氏原羚，种群数量近年来扩大。 （新华社/图）
2010年，世界各国为解决生态破坏、栖地和野生动植物流失，定下20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并设定2020年到期。
但“爱知目标”遭遇重大挫折。2020年9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发布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第五版）》指出，这20项目标没有一项完全达成，只有6项目标部分达成。
崔书红认为，由于各国国情不同，重视程度不同，经济社会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也不同，各国在落实《公约》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执行情况差异很大。“‘爱知目标’制定以来，在全球实施的总体成效不佳。”他坦言。
不过，在“爱知目标”遇挫的背景下，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实施“爱知目标”的总体情况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崔书红介绍，截至目前，中国已有3项目标进展超越了“爱知目标”。分别是第14项恢复和保障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第15项增加生态系统的复原力和碳储量，第17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另外，有13项目标基本实现，有4项目标取得阶段性进展。
中国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部分做法也被国际社会肯定。《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第五版）》共提到中国14次，其中13次展示了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经验。
在这些经验中，崔书红特别提到了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中国经验。生态保护红线指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
他介绍，目前，中国初步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比例不低于陆域国土面积的25%，覆盖了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功能区，保护了全国近40%的水源涵养、洪水调蓄功能，约32%的防风固沙功能，生态保护红线固碳量约占全国的近45%。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图）
崔书红称，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是我国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制度创新。在2019年联合国大会上，中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入选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的经典案例。“现在国际社会都认为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堪称是一个典范，为保护红线制度点赞。”
另一方面，崔书红也表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虽然取得长足的进展，但经济社会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仍然存在不平衡，生物多样性领域法律法规体系有待完善，生物多样性观测和监测预警能力有待加强，生物入侵防治形势仍然严峻，遗传资源流失问题仍较突出。
2021年10月11日至15日，COP15第一阶段将在昆明召开。COP15将全面总结国际社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经验，谋划未来十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蓝图。
崔书红表示，在制定未来十年的蓝图时，应当考虑客观因素影响，充分吸取和借鉴“爱知目标”执行中的经验和教训，“框架”目标应兼具雄心与务实，平衡体现《公约》确定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的三大目标。
暖地杓兰，新增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 （金效华/图）
部分发展中国家缺乏资金、技术和能力，一直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短板。崔书红还表示，要进一步完善强化执行和保障机制，特别是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在执行能力，包括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支持，推进更加公正合理、各尽所能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尽快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加速丧失的趋势。
2019年起，中国已经是《公约》信托基金的第一大出资国，多年来也一直是向全球环境基金（GEF）、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捐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崔书红称，中国将继续同国际社会共建绿色“一带一路”，深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南南合作”，广泛开展生物多样性领域双多边合作。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目标，尽量缩小在《公约》履约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方面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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