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这个人人都有手机、处处皆能联网的年代，你还会去图书馆静下心来阅读吗？那些政府花重金“全覆盖”的乡村图书馆，你知道它们的存在吗？当人们在反思为何乡村图书馆变成令人惋惜的形象工程时，是否会想到，没人看书的本质原因出自于书目本身。

四十年前，在乡村长大的孩子们的课外活动是放羊、割草、喂猪，课本之外的读物或许只有小人书和武侠小说，大多也都有偷摸躲着家长和老师偷看漫画书的经历。

而今天，“村村都有文化站”是地方乡镇的行政标配。早在2012年，国家出版总署就宣布共建成60万家乡村书屋，基本实现全国行政村全覆盖。

在乡村图书馆、集镇书店和网络资源交互构成的世界里，也许单一的书籍资源并不丰富，但就资源系统的整体而言，并不是匮乏的。那么现在乡村居民想看书的愿望就能够完全实现了吗？

一、在今天的乡村，人们还是没书看吗？

18年我曾去到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霞若乡，当地的小学长期以来面临着图书资源匮乏的问题。这里的经济结构以种植业与畜牧业为主：种土豆、青稞、水稻和放牧牛羊，人们一般在河谷或高山上安家。

尼玛老师是一家藏族小学的副校长，他热情地招待了我们，并在交谈中对孩子的阅读问题表露出担忧：“乡里嘛没有书店，虽然每学期会有书店给学校送书，不过大多是教辅资料书，娃娃们很难有机会接触到课外书，回到家里就更没有什么阅读途径了。”阅读的匮乏最直接显现在学生的写作能力十分薄弱，写作课落在纸笔上的捉襟见肘令尼玛老师感到焦虑。

改变发生在2021年。当时隔三年再次回访这所学校时，尼玛老师带我们参观了新建的文化图书长廊，位于大门两侧，长约五十米，红木黑瓦，摆放的书籍类型多样。这是精准扶贫以来上海市某区对点捐建的。此外，长廊边上是两棵大树，树下设有爱心书屋，周围摆满多肉盆栽；从教学楼通向学生宿舍的路上，每隔十步路左右都有一个装着书籍的箱子。

现在这所小学里的学生可以接触到更加丰富的书籍，然而现实情况是，这些书过于丰富了。除了小学阶段要求的课外阅读书籍和科普书籍外（如《鲁滨逊漂流记》《花塘往事》和《科学小幻想》），还有《中小学图书馆与文献编目工作》《微量元素肥料的作用与应用》《棋牌项目活动组织策划》这类专业书籍，以及《老残游记》这种历史或文学类的专业文献。

与种类丰富的图书资源形成对照的是，学生普遍表示他们喜欢看的书是历史类和童话类。尼玛老师的班级里有个戴着渔夫帽的男孩子，是班长，成绩总是能排在前十名。他喜欢看历史方面的课外书，尤其是通史。

在书籍里描绘的王朝兴衰、国家和地方的战争与和平中，他有许多感悟：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人们都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有不同的历史、风俗和文化。他要学习整个社会都有的东西和外面世界的先进知识，也要学习本民族、本地方的文化传统。他说：“我最喜欢的是藏语文课，一个是因为它学起来简单，背诵记忆就好，另一个是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以后我们走出去也得传承这些。”

和学生们聊他们喜欢的书籍是件有意思的事，因为你会发现，当下乡村学校的问题或许不是有多少书，而是学生如何看书。尼玛老师班级里另一位女生在每周三的社团活动中都会去参加小动物社团，研究鸵鸟、孔雀等。她之所以有这个爱好，是来自四年级时看的一本童话书《小老鼠琵科》，书里描写了一只金色小老鼠从人类手上逃生的故事。

像班长和喜欢动物的女生这样的例子，在乡村学校十分常见。通过图书馆的实体空间，学校开展阅读课、书法课、科普等课外兴趣活动，可以让学生们充分利用书籍资源。唯一的缺憾是，由于缺少外部资源，学校很难根据外面社会发生的变化、时代发展来及时更新书籍。即使霞若乡的藏族小学的书籍资源在近两年得到了极大丰富，尼玛老师依旧认为学生没有书看：“因为他们接触不到城市里那些比较先进的书籍。”

在校园的图书馆或阅览室之外，学生们其实很少去线下的图书空间，比如乡村书屋。一方面的原因是乡村孩子放假回家后，时间主要花在玩耍以及帮家里干农活儿上。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乡村书屋在大部分情况下只是一个村子的“收藏品”，只有人管理、没有人运营。

管理和运营的差别，在于“有书”和“如何让人看书”这两个问题上。管理者对于图书馆而言意味着按时开馆闭馆、定期整理和更新藏书等，而运营者则需要去发现读者们的兴趣爱好、选择收录哪些种类的书，并用各种线下活动引导读者看书，增强阅读体验。

除了乡村学校图书馆，每个村子的农家书屋、文化站，以及出于旅游目的而建设的网红图书馆，都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有书却没人看的困境，而且问题愈加突出。

二、为什么农家书屋没人去？

走进一家地方政府挂牌的“农家书屋”，沿街一面的窗户迎接了七月的酷暑，室内装潢精致，空间明亮整洁。书架上码放的图书整整齐齐，但放眼看过去大多是没有拆封的新书，随手拿起一本书，塑料薄膜上的灰尘沾惹一手。

带领我们参观的馆长露出些许尴尬的神情，急忙递来纸巾，“这些书是前几年向新华书店采购来的，有两千来册吧，是用来卖的，所以才没开封。”

这是位于福建省龙岩市下属乡镇的一家基层图书馆，馆长看上去四十出头。除却馆长的这一管理者身份外，他还同时拥有综合服务中心主任、乡村振兴中心主任、协管员等多重身份。

对于身兼多职的“馆长”们来说，他们年轻、活力，充满干劲儿，渴望有所作为，但日常精力和时间往往被各种岗位的事务所牵绊，放在图书馆运营管理上的时间自然就少了。除了挤出时间维持图书馆开馆、闭馆这样的日常事务，想要在馆内开展其他社会活动，只能靠馆长自己的一腔热血。

在人数寥寥的阅览区，一位头发花白的爷爷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只见他捧着一本《隋炀帝传》，手持放大镜逐行阅读，神情无比专注。馆长说他已经八十多岁了，天气好的情况下几乎隔一天来一次。走近攀谈我们得知，爷爷从前是村里的小学老师，退休后也一直保持着阅读的习惯，尤爱文学和历史。自从图书馆开放以来，爷爷便成了最忠实的“常客”，经常被家人来找才恋恋不舍地回家。

开设在乡村的图书馆，最主要的服务对象不是中青年人，而是老人与小孩。在搞懂这个逻辑之后，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没人去。从挂在墙上公示的规章来看，大多数公立图书馆的开放时间仅为工作日的8:30-17:30/18:30，还不包括两个小时的午休时间，这个时段大人要上班、孩子要上学，自然也就没什么人气可言。而对于那些空闲时间较多的老年人来说，拥有文化水平的更是只占少数，因而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只能辐射到极少数的人群范围。

馆长对农家书屋状况的形容是“有心无力”。“现在大家都看手机，基本上不会到图书馆打开书，而小孩子多是待在家里。”馆长把手背在身后，神情严峻、困顿，眉头紧锁。这也是馆长们的共同困惑。文化扶贫变成文化救济，文化熏陶变成文化强制，“滴灌式”文化造血演变为“漫灌式”文化输血，于是，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演变成为令人惋惜的形象工程。

沿海省份的村庄这样，内陆省份的村庄也是如此。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有一座靠牦牛养殖脱贫的村子，也是在脱贫期间建设了农家书屋。书屋设在村委会的一间屋子里，平时房门紧锁，少有打开的机会。

在暑假时村民杨大哥家的两个小孩都从寄宿学校回家，每天的生活非常有规律：帮家里干农活，写作业，玩手机。杨大哥家是典型的藏族牧民房屋，用泥土建砌成壁，以木板间隔成若干房间。屋子的最下层用来饲养牲口和堆集草料，第二层房间以一口火塘为中心，相当宽敞，不过桌椅上大多堆积着杂物，屋内光线昏暗，孩子写作业时要专门搬小板凳和小木桌到屋外的空地上。

但即便如此，村里的书屋也不是杨大哥两个小孩做功课的选择。一方面是藏族村落大多是散居的，房屋沿着河谷零散分布，彼此间的距离相当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书屋的条件并不会比家里好多少，那一本本落灰的书籍，并不能帮助他们的家庭养出更多牛羊。

要知道，与城市汲取知识的路径不同，乡村的知识大多来自经验而非书本。以农业、畜牧业为主的乡村中，田地里庄稼的长势、草地上牛羊的肥壮，除了听取他人手口相传的经验，更多要依靠双手的劳作不断去探索自然的规律、掌握丰收的奥秘。就算是对于新技术的学习，农民们也会更倾向于直接向能人请教或者从互联网搜索，而非埋头看书。

三、公益图书馆是未来的方向吗？

相对于门可罗雀的乡村公立图书馆而言，具有公益性质的乡村民营图书馆往往能很好地吸引大众读者，似乎代表着乡村图书馆的另一种可能。热心公益的社会团体，依靠自身力量聚集、发动起富有爱心的社会人士，联合慈善机构和基金会等组织，共同构成兴办民间图书馆的主要力量。、

在福建的武平县，除了拜访各个村子的农家书屋，我们也看到了民营的公益图书馆。在自己的家乡建了第一座图书馆的林老师是一位普通宝妈，曾在幼儿园工作，在她这一代，乡镇的普遍状况是大人外出经商做生意，村里都是留守儿童。那时候最受尊重的是老师和到外面读书的大学生，因为他们每次回村里的时候，总会带上一大箱子的书和笔记本——对于那些买不起的书，他们就把主要内容抄在笔记本上。

穿过一座覆盖森林的丘陵，走向镇子北边，来到一座居民楼前。建筑外表呈土黄色，裸露着水管、空调机和衣架，楼门口贴着“近来小区发生多起偷窃案件，请住户随手关门”。这里的房屋建筑历史较早，是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没有宽敞的地下室结构，狭窄局促的空间内楼梯蜿蜒直上。

当我敲开三楼靠西侧的房门时，出来开门的是一个戴眼镜的阳光青年，寸头，穿着条纹短袖和卡其色短裤。他是林老师的儿子。随后走出来的则是林老师，看上去颇有股师风严谨的老教师的风格，戴黑框眼镜，穿着深蓝的连衣裙，手里正抱着一叠本子和相册。

时至今日，林老师依然留着她当年读书时千方百计从外出的大学生那边或摘抄、或购买交换、或被赠送的书和笔记本。“那是一个用一枚鸡蛋换本《文化苦旅》的年代。鸡蛋很贵，过年才吃得到。”她回忆道。

林老师之所以走上乡村图书馆这条路，是因为她的儿子。2021年春节时，在北京读博士的儿子回家，跟她说小时候很羡慕县城的同学可以去图书馆免费看书，如今20年过去了老家的村里、镇上依然没有，要等自己毕业后开家公益图书馆：“让我们乡下的孩子可以跟城里的孩子一样，有免费的舒适的地方看书。”

儿子的话让林老师十分感慨：“现在村里，整个乡镇，从幼儿园阶段就有许多留守儿童，他们需要图书资源，更重要的是要有人带领他们读书，培养阅读学习习惯。儿子的想法也正是我所想的。”于是她在科大家长论坛发帖表明开家公益图书馆的意愿，一呼百应，得到很多家长的支持，之后便是去厦门的公益图书馆实地走访学习、购置设施、装修房屋、发起众筹募捐。

图书馆内，贴着一首四年级小女孩写给图书馆的诗：

如若说知识是茫茫的海洋

那么图书馆就是这片海洋的摇篮——地球

当我踏进它坚硬的躯干

它以书香环绕我

它的个子真的不大

却又织起了阅读爱好者畅读的梦

萱萱是镇上典型的留守儿童，家中还有一个弟弟，父母都在福州打工，从小被奶奶带大。图书馆建成之前，萱萱每天趴在一张擦褪了色的矮方桌上学习，每次写完作业感觉脖子都快断了，但是懂事的萱萱是不好意思问家人买一张新书桌的，她知道父母辛苦挣的钱要用来维持一大家子的生活开销，要用来供她们姐弟俩未来的学费。最令萱萱苦恼的是没法解决学习上的难题，没上过一天学的奶奶自然不会提供辅导，想查阅什么书籍也只能问同学东借西借——毕竟借又不花钱。

图书馆建成之后，书架上满满当当的辅导书和课外书籍让她挑花了眼，每天都呆到写完作业了也不想回去，非要奶奶过来把她叫回家。林英连不仅是馆长，还兼职起了辅导老师、健康医师的多重角色。时常有小朋友举着书跑来问问题，她扶着黑色镜框认真解答。

尤其在疫情期间，她给每一位进馆的孩子们做体温检测和登记，如果观察到有孩子咳嗽打喷嚏，还会把孩子叫到一边，端上一杯冲好的冒着热气的感冒药。对萱萱来说，喜欢这里不仅是因为有看不完的书，更是因为这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空间，让人更愿意沉下心读书了。

相比行政命令式自上而下建设的阅读空间，民营公益图书馆从建设伊始就是本着大众的实际需求出发，有专职人员负责运营，因此也会产生更高的服务效能、更丰富的社会资源和更大的影响力。

在地民间力量积极参与到乡村图书馆的创建与运营中来，似乎正在成为基层治理创新的新路径。从1月试运营到现在，林老师创建的公益图书馆在有序运转着，100余平方米的面积内有阅读室、多功能活动室，按照年龄分成不同的区域，积累了3000册藏书，日均读者数量能达到近百人。读者多是乡镇学校的学生，但我们也看到了孩子的父母、做种植养殖的年轻人，以及来看新闻报纸的老年人。

和农家书屋相比，民营公益图书馆会去做更多的读者调查，从选址、书籍选择到空间设置，各方面的初始目的都是服务读者，所以更具人气。

但公益图书馆依然有其困境：主要依靠社会捐赠勉强维系日常运营。这种“用爱发电”的模式不能长期持续，因为一旦这一链条出现断裂，后续的发展都会陷入停滞。此外，服务体量较小，缺乏更深度的服务和活动，未能形成稳定的文化活动服务机制，这些都是从长远来看的隐患所在。对此，林老师暂时还没有时间多加考虑：“我也不知道这家图书馆能开多久，但是能多一天是一天吧。”

四、建立乡村图书馆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当乡村图书馆鲜有人去、书架上的书乏人问津时，是否意味着乡村图书馆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形象工程？我们不妨回溯下，最初建立乡村图书馆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翻阅各级政府关于农家书屋建设的政策文件时，不难看到这样的字句，“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保证农民最基本的文化权益”“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根据在重庆市开展的阅读情况调查显示,农村留守儿童在课外阅读中以娱乐性的目的为主，也就是说，大多数儿童是为了满足自身“消遣娱乐”的需求去进行课外阅读。不管是在书店还是图书馆，《故事会》和《读者》总是被翻阅次数最多的，你很难找到一本书皮完全没有翘边的。

建立图书馆和捐书的人或许不会想到，阅读不仅仅是知识获取的路径，也可以作为一种娱乐消遣的方式而存在。并且后者，或许才是乡村图书馆最常见的打开方式。

孩子们在离开校园里课程和作业的负担后，最希望的当然是阅读自己喜欢的小人书和故事书；大人们在远离工作的烦忧和嘈杂后，只想在翻阅杂志的过程中获取片刻的宁静；不爱打麻将、刷短视频的老人们，又何尝不是把看书当作另外一种特别的娱乐方式呢？

在村庄里，人们对看书这件事并没有特别的需求，因为看书并不能帮助他们种好地、做好针线活儿，也不能帮小孩子打好游戏从而在朋友同学面前炫耀。他们需要的，仅仅是一种休闲时间的消遣，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选择书目，而不必要听从外界的指引，告诉你应该读什么样的书，什么样的书才是有用的。

在越来越内卷化的大环境中，“有用”成为价值衡量的重要标准。没有用的漫画书被家长束之高阁，出现在孩子书桌上的，是经过学校和家长认真筛选过的、认为有用的书目，功利化的潮流正在呈现扩大之势。

于是当一座图书馆建成之时，如果只是“一厢情愿”地进行书目的选择，或许从开始就造成了供给的不平衡状态。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民营公益图书馆是出于大众需求而建设的，经过仔细调查和设计，所以能良好运转；而更多的农家书屋却是地方强行植入村庄的，与村庄原本的生活脱节，与现实脱节。把对书的选择权交还给读者，或许才是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之一。

当一个受到广泛欢迎的乡村图书馆建成后，或许也就成为了芝加哥学派克拉克教授所言的“场景”，即通过提供一定价值观的文化设施集群以及多样化的文化实践活动集群，构成了吸引多样化人群的公共文化空间。而这样的文化场景，也是培育城市内生动力的重要途径。